2009年上海約有9萬多名學生參加中考。如何確保他們公平地接受教育，不受擇校等因素的影響，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現實問題。是否應該禁止擇校?禁止擇校能杜絕教育不公嗎?

　　學校分區(qū)，公共基礎教育學校的招生范圍按照學生的居住地劃分，是大多數發(fā)達國家義務教育招生的一個基本模式。所謂學校分區(qū)，就是根據學校的招生能力和相應年齡段學生的人口分布情況劃分一定地理或管理區(qū)域，本區(qū)域內的學生只能在規(guī)定的一所或幾所學校注冊學習。

　　學校分區(qū)的規(guī)定，可以十分嚴格，如日本、韓國以及我國的臺灣和香港地區(qū);也可以相對寬松，如德國、法國、美國，允許某些特殊學生去本學校分區(qū)之外的學校就讀。

　　學校分區(qū)以及由此產生的限制擇校，其基本著眼點在于保證教育的基本平等，規(guī)范和限制的是包括富人、權貴在內的所有學生和家長。這是因為，理論上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共學校資源是基本均衡，而國家被認為有義務在政策和制度上，維護教育的公共性，平等地對待所有學校和學生，保持教育資源供給的平等性。

　　但是，學校分區(qū)和限制擇校的模式也會使一些學校不思進取，帶來教育質量下降等多重后果。隨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流行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速和外來人口的增加，主張自由擇校的呼聲在國際上開始興起。

　　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自由擇校不僅是家長權利的訴求，也是促進教育領域資源流動并最終實現平等、繁榮的有效途徑。然而，在實踐中，自由擇校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據調查，美國“擇校”的學生相對于仍然在公立學校的同伴成績并沒有明顯的提高，真正的低收入者因文化資本的缺乏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自由擇校能否改善學習質量并惠及所有學生、促進教育平等這一問題上，目前尚無定論。

　　與發(fā)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擇校路徑有著不同的特點和內容。一個是重點學校制度所反映的教育資源不均衡現象，另一個是“應試教育”催生出的巨大擇校需求，還有一個就是“教育產業(yè)化”熱炒下的擇校浪潮。

　　事實上，我國的義務教育法和相關法規(guī)都已明確“就近入學”原則，但這些規(guī)定在現實面前顯得十分“無力”。“就近入學”的本意是學生居住地應與學校相對就近，或者是某小學相對于某所中學較近。但隨著我國城市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住房不斷搬遷，原有的學校布局與居民居住格局產生了相當大的差異。居民的戶口所在地和實際居住地可能完全不同，這本身就對學校分區(qū)制度帶來了挑戰(zhàn)。

　　另外，在實際操作中，列入“就近入學”劃片的學校，基本上是普通學校。由于各種原因，一些重點學校根本就不參與到劃片之中。重點學校的地點未變、招收標準未明，家長和學生舍近求遠地追逐好學校不可避免。重點學校入學機會的不平等、不完全透明，給權力、人情、金錢提供了運作空間，這是造成擇校行為和社會不滿的原因所在。

　　應當承認，基于學生居住地劃分學校招生區(qū)域的模式，確有先天不足。通常來說，優(yōu)質學校多集中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環(huán)境相對優(yōu)越的區(qū)域，這些城區(qū)的居民總是以社會中上層居多。這也就意味著，越是條件優(yōu)越的家長，越有可能將子女送進優(yōu)質學校，這似乎已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現實。

　　但是，如果拋棄分區(qū)原則，轉而以學生成績?yōu)闃藴剩�又有悖于義務教育的均衡與平等原則;而以家長的社會地位或收費的額度為標準，更是對教育基本人權的一種侵犯。

　　因此，就我國目前的狀況而言，強化學校分區(qū)、就近入學的原則也許是最好的選擇。誠然，解決問題的根本治理之道，在于教育資源的均衡化。但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況且未來的均衡也只能是相對而言的，學校之間的差異仍不可避免地存在。采取強化學校分區(qū)、就近入學原則的措施，即便不能完全杜絕教育不公，畢竟可以保證學校分區(qū)內居民教育權利的大致平等。

　　不過，考慮到當前我國城市居民的分布與學校的布局狀況，僅僅按照(戶口)居住地限定注冊學校已不現實。可能的變通辦法是將居住地與學生家長(父或母)的工作地點綜合考慮，由家長任選其一且基本不變，然后由地方政府統(tǒng)籌安排每所學校招生的地理區(qū)域。

　　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應切實承擔起保證義務教育公正的責任，保證學校招生過程的公開透明。只要學校招生過程統(tǒng)一、透明，擇校中的腐敗行為就會減少。

　　另外，還可以扶持和鼓勵民辦學校發(fā)展，允許其合理收費，提高辦學質量，打造品牌與特色，逐漸形成可與公立學校媲美的局面，從而成為擇校競爭的減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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